本網綜合  Francesco Canepa and Maria Martinez  報導 研究人員指出，德國收緊病假證明規定的計畫，可能將缺勤率上升這一“症狀”誤認為是“病因”，並指出醫療保健和教育等行業存在心理健康壓力和工作條件惡化等深層問題。

2024年，德國員工平均病假天數約為22天，在國際上處於最高水準之一。該數據來自企業醫保協會（BKK），自2022年引入電子病假報備系統後，短期缺勤的統計精度得到提升，這一數字出現急劇上升。

根據總理弗裏德裏希・默茨領導的聯合政府達成的計畫，電話病假證明將被廢除，雇主可要求員工從缺勤第一天起就提供醫療證明。這是在經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多年增長乏力背景下，為提高生產力而採取的更廣泛舉措的一部分。

但研究疾病、心理健康和勞動力市場的學者們越來越指出，在缺勤率較高的職業中，如護理、照護工作和教學，存在更深層次的問題。

他們指出，長期人手不足、薪資過低、職業前景黯淡以及高強度的情感需求，是導致這些行業從業者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風險因素。

BKK數據顯示，在2024年（目前可獲得的最新行業數據年份），醫療保健和社會工作領域的女性平均病假天數為27天，教師為24天，而金融行業的平均病假天數為18天，通信行業為16天。

“這未必是完全意義上的抑鬱症，”杜塞爾多夫大學名譽教授約翰內斯・西格裏斯特表示，“也可能是由於工作條件不佳導致的精疲力竭或職業倦怠狀態。”

根據德國最大健康保險提供商AOK的數據，精神障礙僅占病假案例的4.8%，但一旦發生，平均會導致28天的缺勤。

自2014年以來，AOK參保人員因心理健康問題請病假的天數增加了47%，使其成為僅次於呼吸系統疾病的第二大缺勤原因。

責任重，回報低

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行業通常是精神健康相關診斷比例最高的領域。

“他們承擔著高責任的工作，既要完成任務又要進行社交互動，不僅要應對情感問題，還要面對包括暴力在內的身體壓力，”西格裏斯特表示。“而且這些人往往收入微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

低薪酬、低社會地位或低職業保障與高工作要求相結合，正是學者們所描述的付出-回報失衡。

大量國際職業健康研究已將這種失衡與心理健康問題及長期缺勤聯繫起來。它還會增加患冠心病的風險。

德國學校最近的情況印證了這一問題。2024年《德國學校晴雨錶》顯示，近半數教師報告稱所在學校存在學生間的心理或身體暴力，而超過三分之一的教師表示每週會多次感到情緒耗竭。

護理行業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儘管面臨嚴重的員工短缺，但德國最近的研究發現，工資漲幅出人意料地有限，特別是在醫院和公共機構中。

當被問及缺勤率在心理健康和情緒壓力最大的行業中最高這一現象時，德國衛生部拒絕置評。

無廣泛濫用跡象

這並不意味著德國的缺勤問題僅能歸因於心理健康問題。

病假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人口結構、工作環境、社會規範和制度差異，這使得國際比較變得困難。

德國的病假工資制度——從患病第一天起，最長六周內可獲得100%的工資補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制度之一。

然而，挪威、斯洛文尼亞、西班牙、芬蘭、法國、葡萄牙和比利時這七個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報告稱，其全職員工的病假發生率更高。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病假規定只是眾多因素之一，我們建議不要過度解讀各國病假率的直接比較，”經合組織研究員索菲亞・馬利奈・多馬格克表示。

許多研究德國缺勤率激增現象的機構都難以找到廣泛濫用制度的證據。

健康保險公司DAK與IGES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2022年記錄在案的缺勤人數急劇增加，主要歸因於電子報備系統的完善，以及呼吸道疾病和新冠感染出現異常強烈的疫情浪潮。此後，病假天數已趨於穩定。

該研究未發現任何證據表明，2020年疫情期間推出的電話病假證明是導致缺勤激增的原因，並得出結論：無論是電話病假證明還是慣常的裝病行為，都無法解釋創紀錄的病假水準。

“現有科學研究表明，電話病假證明並未導致病假報告數量增加，”就業研究所的恩佐・韋伯表示。

超越對缺勤的監管

政府的這一提案也遭到了服務業工會Verdi的批評，該工會稱這體現了對勞動者的“不信任文化”。

醫生協會表示，這對本已不堪重負的醫療機構而言將“絕對是一場災難”。

對此，政府回應稱，企業將有權自主決定是遵循新規，還是繼續要求員工在病假第四天起提供病假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