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8日至19日,英國外交大臣戴維·拉米訪華。拉米此次到訪中國設定了兩站,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必不可少,其次是上海這個經濟中心,凸顯了英方對鞏固和發展中英經貿關係的迫切願望和務實作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18日分別會見了拉米。中方對拉米此行非常重視,從雙方會談的情況可以發現,中英關係的發展已經奠定了新的基調。
過去十幾年間中英關係發展的歷史顯示,中英兩國經歷了熱絡期的“黃金時代”和雙邊關係的冷卻期,現在正處在對話調整期,未來可能進入健康發展時期。在英國保守黨執政的14年間,中英關係經歷了過山車式的翻滾波動。接下來,我們從中英關係“黃金時代”說起。
中英關係在世界局勢變革中進入“黃金時代”
2010年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時任首相卡梅倫對華持有政治偏見,但試圖從經濟方面強化中英關係。2010年11月,卡梅倫訪華,隨行者除內閣大臣外,還有大約50位英國工商界資深領袖。英國訪華團陣容豪華,卡梅倫也被譽為“商人卡梅倫”。
當中英在經濟領域的互利合作不斷深入時,卡梅倫卻在政治領域不斷試探中國的紅線,以致於中英關係在2011年後經歷了一年多的“冰凍期”。此後在卡梅倫政府多次表達改善對華關係意願,並在中英雙方努力下,卡梅倫於2013年底第二次訪華,他開設了微博帳號,學習中文,坐高鐵,吃火鍋,對中國社會和文化有了深入瞭解。中英關係在熱絡的經貿往來中穩步前行。
2015年3月,英國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帶動了法德意等西方國家加入;10月,習近平主席訪英,為雙邊關係奠定了新的發展基調。基於現實考量,中英決定共同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全球全面”關係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英開啟了持久、開放、共贏的雙邊關係“黃金時代”,這無疑符合兩國的長期利益。
不幸的是,中英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被英國國內的民粹主義力量打斷。2016年,卡梅倫因誤判英國國內形勢而開展“脫歐”公投,結果不僅導致卡梅倫直接下臺,更是造成了英國國內多年來的社會分裂。
自然,中英關係“黃金時代”也遭到極大挑戰。特雷莎·梅2016年擔任首相後不久,中英關係就經歷了中國參與其中的欣克利角核電專案審查風波。但梅政府思慮再三,決定維持中英關係健康發展的軌道。2018年初,梅訪問中國,中英雙方簽署了價值90多億英鎊的商業協議,“黃金時代2.0版”也應運而生。
然而,此時英國民粹主義就像脫韁的野馬,它迫使梅政府倒臺,把真正的民粹主義代表人物鮑裏斯·詹森推上了首相職位。
英國民粹主義政治讓中英關係背離“黃金”軌道
鮑裏斯·詹森是英國脫歐的始作俑者,他曾是卡梅倫的支持者,也擔任過8年的倫敦市長。然而在洶湧澎湃的民粹主義思潮面前,詹森急於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引導並掌控這股潮流。英國民粹主義注重以極端的方式追求國家利益,過度強調國家安全問題,容易走向自我封閉。以“持久、開放、共贏”為目標的中英關係遭到英國民粹主義的挑釁,具有極大政治偏見的英國掌舵者專門給中英關係放置了轉轍器,使其偏離了原有的健康軌道。
自2019年7月接替英國首相職位後,詹森開始徹底轉變對華政策。詹森政府從國家安全角度審視中英關係,首先把矛頭放在中國企業華為在英投資事務上。停用華為設備是詹森政府調整其對外政策的第一步,接下來是要重新定位中英關係的基調。
在英國民粹主義思潮下,英國政府於2021年3月發佈《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安全、防務、發展和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把中國視作英國的“系統性競爭對手”,強調英國的價值觀與中國不同,宣稱其在與中國的經貿和投資合作中要捍衛英國的國家安全和價值體系;9月,英美澳簽署“奧庫斯”協議,英美幫助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目標旨在遏制中國。詹森政府把中英關係引向了對抗的軌道,強調中英之間的差異性而非求同性。
事實上,從卡梅倫到詹森,中英關係的真實狀況並未發生改變,改變的只是英國政治精英看待中國的視角。若秉持求同存異的觀念,中英就會在經貿領域推進合作;若強調價值觀的不同,中英必然在政治和外交上背道而馳。這便是英國政客將中英關係從“黃金時代”扭向“挑戰對抗”模式的內在邏輯。
詹森的繼任者伊莉莎白·特拉斯雖擔任首相只有49天,但她極力強調對華強硬,極力推行構建價值觀聯盟,號召西方世界夯實自己的小圈子。特拉斯還強調武力的作用,試圖在亞太地區建立亞洲版北約。
蘇納克接替特拉斯任首相後,英國政府重申中英關係的對抗基調,並於2023年發佈新版《綜合評估》報告。蘇納克絲毫未減弱對華強硬的態度,還認為中國構成了“劃時代的挑戰”。然而何謂“劃時代的挑戰”,中國如何進行“劃時代的挑戰”,英國政府的說辭只停留在自我幻想中。蘇納克政府的對華政策與此前政府最明顯的不同是,英國自我封閉太久了,想要與中國溝通交流,為此蘇納克把“保護”“結盟”“接觸”視作三大對華戰略支柱。
2023年8月,英國外交大臣克萊弗利訪華,結束了5年多來中英高層領導人不接觸的尷尬局面。然而,這種接觸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至蘇納克政府下臺,其內閣核心成員未再訪華。
制約中英關係健康發展的因素
2024年7月,英國在其國內民眾不斷抗議聲中迎來大選。把英國內部搞得一團糟的保守黨只在下議院獲得121席,是該黨1832年改名成立以來的最差表現,結束了保守黨連續14年的執政地位。工黨獲得411席,遠超下院議席的半數,工黨黨魁斯塔默以廣泛的民意支持率上臺執政。
工黨在這次大選中主打“變革”牌,迎合民眾求變心理。工黨政府承諾對內結束經濟、社會等民生亂象,對外重新審視保守黨的相關外交政策。在對華關係上,斯塔默工黨政府提出對中英關係全面審查,同時表明對華競爭、合作和挑戰的“3C”準則。但想要履行這一原則,英國必須首先與中國接觸,瞭解中國。
2024年8月,習近平主席與斯塔默首相通電話,中方強調中英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和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現實,認為應該以長遠和戰略眼光看待兩國關係,維護中英關係穩定互惠的基本面。英方為推動與中國接觸,便在10月派出外交大臣拉米到訪中國。
從拉米在北京和上海的會談和講話可以看出,這次交流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正如王毅外長所言:“中方同意全面恢復兩國各領域對話合作機制,積極開展貿易、金融、綠色發展、科技、衛生、教育人文等領域互利合作。”顯然,這是中英關係接下來發展的重點。
中英有哪些對話合作機制,它們的現狀如何?
21世紀以來,中英在務實合作中不斷探索和深化相關對話機制。其中,中英經濟財金對話、中英戰略對話和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等機制在務虛務實層面為中英關係健康發展保駕護航。此外,中英之間還有總理年度會晤機制、友城和地方政府交流機制等。但這些機制在2019年前後相繼暫停,中英關係在英國民粹主義的攪局下“自由落體”。
中英兩國都有意推動雙邊關係重回健康軌道,那麼恢復這些機制是必要之舉。想必,隨著中英高層領導人為中英關係奠定新的基調,各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也會緩慢復蘇。
然而影響中英關係良好發展的因素依然存在,這點不容忽視。
首先,中英政治互信較低。中英是兩種不同質的文明,其價值體系必然相異。中英雙方都堅持走各自的發展道路,必然秉持各自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在民粹主義力量影響下中英缺乏互信的狀況愈發嚴重。即便中英高層和民間加強溝通交流,短期內也不會輕易改變這一基調。
其次,英國干涉中國內政,尤其是香港問題。常年來,英國常以所謂“人權”問題為由對華施壓,直接干涉香港事務更是司空見慣,且已機制化。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英國政府每隔半年就發佈一份涉港報告,完全忽視香港主權已被中國收回的現實。長期看,英國會繼續在這一機制下忽視中國關切來干涉中國內政,進而頻頻觸犯中國的底線。
再次,斯塔默能否頂住英國國內對華強硬派的壓力。斯塔默帶領的工黨雖然獲得了多數議席,但這並未消除民粹主義的影響力,更未減弱英國內部對華強硬派的力量。就在拉米訪華前,反對黨領袖蘇納克還在向斯塔默施壓,迫使工黨政府對華強硬並表態。強調對華接觸的斯塔默政府必須尊重下院議員達成的對華“共識”,短期內無法徹底拋棄這些對華偏見。
最後,中英關係的基調深受美國對華政策的干擾。毫無疑問,美國對華政策是英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標準,英美之間保持著一種世上獨一無二的特殊關係。英國必須在中美關係中加以衡量。因此,短期內中英排除第三國影響而按照自身路徑發展雙邊關係的可能性不大。
中英關係的前景展望
在歐共體初創時期,英國並未加入歐共體。但看到歐共體經濟發展的潛力後,英國拼命加入其中,因為與歐共體合作符合英國的經濟利益。早在卡梅倫時代,尚未脫歐的英國就已開始尋找其他的外部大市場,與中國建立“黃金”關係也是出於增進英國的經濟利益,而非政治利益。可以說,英國向來以經濟上的獲益為其對外交往的核心原則。
來看一下當前英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2021年第4季度,英國被其前殖民地的印度超越,從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將至第六大經濟體。此後兩年,英國的經濟增速緩慢,2022年其GDP增速為4.3%,2023年只有0.1%,英國經濟徘徊在技術性衰退邊緣。摒棄政治偏見不談,可以說卡梅倫時代英國的對華融入政策是防止英國經濟衰退的最佳路徑,但英國被自身的民粹主義影響而變道,這是導致英國今天經濟困境的原因之一。
打破中英關係僵局最主要的力量依然在英方。斯塔默政府要想使英國經濟良好發展,必須與中國接軌而非脫鉤。外交大臣拉米在接受媒體採訪中也承認,95%的業務並不涉及國家安全領域。這點可能為下一步加強中英經貿合作奠定基礎,畢竟中英在經濟領域合作的潛力完全沒有發揮出來。近年來,中英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1128億英鎊的峰值後失去動力,這也是中英想要為雙邊關係再定調的重要出發點。中國多年來一直堅持對外開放,英國卻小心翼翼地從安全層面審視中英關係。可以說,需要作出重大改變的依然是英國。
中英關係本應有自身發展路徑,不受第三國影響和主導。若雙方能夠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指導下發展雙邊關係,摒棄“泛安全化”的觀念,追求務實合作和經濟利益,那麼中英不僅能夠各自保障自身的國家利益,也能對世界秩序起到穩定作用。
從過去幾個月斯塔默的執政理念和實際看,英國未來對外政策的重心可能在經濟上。英國發展大臣安納麗斯·多茲10月17日在查塔姆研究所發表講話時稱,英國回來了,回到了商業事務中,回到了國際舞臺上,英國將以首相斯塔默“多聽少說”的行事準則與他國合作。這似乎才是那個追求經濟利益、開放包容的英國本色,我們期待著這樣的英國回歸。
(李冠傑,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英國研究中心智庫研究員)
來源:中國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