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綜合 Francesco Canepa 報導 法國的政治僵局凸顯出歐洲各國政府正陷入兩難境地：既要滿足老齡化選民的需求，又需控制財政支出，始終在努力填補預算中養老金造成的缺口。

數十年來，養老金權利始終是歐洲社會契約的核心支柱。但壽命延長與生育率下降意味著，多數政府已無力承擔民眾在六十歲出頭便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傳統模式。

然而，向選民闡明這一現實並獲得議會支持異常艱難——多年來頻發的大規模抗議與執政聯盟內訌便是明證。

法國本周提供了最新且或許最極端的例證：政府被迫推遲提高退休年齡的計畫——該國目前62歲的退休年齡在歐盟國家中已屬最低水準。

類似案例不勝枚舉：在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等鄰國，提高退休年齡或限制養老金的舉措均告失敗甚至被撤銷。

原因很簡單：隨著歐洲選民的中位年齡現已達到40多歲，政府若為年輕一代而懲罰老一代，將付出巨大代價——即便這只是推遲了清算之日。

IES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哈維爾·迪亞斯-吉梅內斯專攻儲蓄與養老金研究，他在採訪中將此現象稱為“人口結構對民主制度的俘獲”。

“老年人永遠會…徹底阻撓任何無法保證他們獲得既定養老金承諾的改革，”他指出。

然而荷蘭通過精心設計且艱難達成的立法證明，改革並非不可能。

改革往往在脅迫下通過

過去十年希臘、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以及1990年代瑞典實施養老金改革時，往往是在金融市場或國際貸款方施加的極端壓力下完成的。

2011年義大利勞工部長埃爾莎·福爾內羅宣佈提高最低退休年齡並取消多數養老金的年度通脹調整時，因改革引發的強烈情緒而潸然淚下。

如今福爾內羅坦言，當時義大利國債拋售潮愈演愈烈，這場蔓延的債務危機幾乎導致歐元崩潰，改革實屬無奈之舉。

“這就像問消防員是否為滅火時損壞物品而感到抱歉，”她對路透社表示，“我們推行改革並非為了懲罰任何人，而是因為義大利賴以生存的金融世界要求看到嚴肅而即時的改革。”

事實上，一項針對2006至2015年歐盟主要養老金改革的學術研究發現，各國政府往往只有在市場壓力下才會鼓起勇氣改革養老金體系。

法國目前可能尚未面臨這種壓力——該國政府在債券市場融資時，僅需比避險資產德國多支付80個基點的溢價。而歐元危機高峰期，義大利的融資成本曾高達500個基點。

“若法國面臨的市場壓力較小，我們可預期其改革力度將不足，”該研究合著者、錫耶納大學教授馬蒂亞·圭迪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改革力度減弱——下一個威脅

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危機時期推行的養老金改革，被認為使這些國家的公共財政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

然而即便如此，也無法保證這些改革能持續生效——至少無法完整保留。

危機結束後，義大利和西班牙已分階段暫停或削弱了各自改革的部分內容。

就連十年前為換取救助而大幅削減養老金福利的葡萄牙和希臘，如今也已提高福利水準並考慮進一步上調。

歐洲青年議會非營利組織養老金報告聯合編輯若昂·席爾瓦認為，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因為改革是在選民反對而非支持的情況下強行推進的。

席爾瓦表示：“如果無法就政治經濟方案達成廣泛共識，改革就註定難以持久。”

德國、愛爾蘭和英國的改革勢頭也已減弱。英國甚至不敢觸碰其慷慨的“三重保障機制”——該機制用於計算養老金價值的增長幅度。

義大利前部長福爾內羅同樣強調了凝聚民意的重要性，她認為法國總統馬克龍本應更努力地向本國選民說明改革必要性。

“馬克龍已與民眾脫節，”她指出，“若能充分說明，僅延長兩年的退休年齡本可被接受。但這項改革卻成了眾矢之的。”

然而部分國家似乎找到了突破之道。

荷蘭歷經十年談判，最終以廣泛支持通過了養老金制度改革方案——該國轉向確定繳費型養老金制度，不再提供固定收益保障，而是根據員工職業生涯中累積的資金總額確定養老金數額。

上世紀90年代，一場重大金融危機促使瑞典推行了類似改革。儘管當時改革不得人心，但如今人們普遍認為，這項變革對瑞典的經濟福祉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