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221年，田氏齊國的最後一代齊王建出降，秦軍進入臨淄城（今山東淄博臨淄區），戰國時代宣告結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王朝——秦誕生了。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作為鞏固統一的措施向天下頒行。由此，原本作為秦國文字的小篆作為標準文字通行於天下。那麼，在文字和語言都沒有統一的先秦，不同地區的人們是怎麼交流的？

秦小篆體十二字磚。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風俗殊，語言異

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自從產生了語言，就有了差異。氏族社會時期，中小部族眾多，交通不便，語言的差異性非常大。進入商周時代，即便已經逐步形成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各地區之間的語言相差仍然巨大。《禮記·王制》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左傳·襄公十四年》中也記載：“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同，言語不達。”《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說的就是當時各地的民眾語言互不相通的情況。

春秋時期全圖（局部）。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當時各地的語言差異，至少表現為辭彙差異和讀音差異兩個方面。如《左傳·宣公四年》記載：“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蕪。”說的是楚國人把乳汁稱為“穀”，把老虎稱為“於菟”，因此就把他（令尹子文）稱之為鬥穀於菟。《詩經·周南·汝墳》釋文“齊人謂火曰毀”“吳人曰

這種語言的差異，不僅體現在相距較遠的地區之間（如齊楚），即使是距離較近的地方，語言可能也不相通。例如，作為楚國人的鄂君子皙出使越國時，聽不懂越國人歡迎他所唱的歌曲，要求為他翻譯。又如，因為擔心秦國任用士餘，晉國讓魏壽餘帶領魏地假意叛亂詐降。秦國朝野相信了，派員接收。這時魏壽餘要秦國派出懂得魏地語言的官員。（《左傳·文公十三年》：“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楚、越是鄰國，作為楚人的子皙聽不懂越人唱歌；魏地和秦國也僅隔河相望，但語言卻並不相通，如果交流，需要懂得對方語言的人從中翻譯，可見當時語言差異之大，給人們的交流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諭書名，聽聲音

說“普通話”

儘管普通話的概念始於現代，作為共同語的語言，我國歷史上早已有之。明清時期，這種語言被稱為“官話”，在秦始皇統一之前，“雅言”是上層社會作為交流的共同語。

“雅言”最初見於《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意思是在孔子時代，誦讀《詩》《書》和主持典禮時均採用“雅言”。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這是“古西周人語稱雅，故雅言又稱正言，猶今之國語，或標準語”。

馬克思曾對這類共同語作過論述：“方言經過政治集中和經濟集中而集中為全民族的共同語。”這實際上揭示了作為共同語的通用語言的發展歷程：方言是共同語的發展基礎；共同語的發展受到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並且影響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從語言學發展脈絡看，雅言起源於華夏先民的語言。對此，有人認為，“雅言”即“夏言”，因為“雅”與“夏”同義，而“夏”即中夏，指黃河中部一帶。傳說中的黃帝部落入主中原後，兼併各個部落，其本部落語言與其他氏族語言融合，開始形成共同語。至傳說中的夏禹時代，中原各大部族的語言進一步交融，發展為部落聯盟的共同語。當時因處於夏王朝時期，這種語言被稱為“夏言”。如《墨子·兼愛》篇記載了大禹伐苗時的誓詞：“濟濟有眾，鹹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作為當時部落聯盟的領袖，禹所發的誓詞，應當是對聯盟內部各部落首領發佈的，假若沒有共同語，則命令無法發佈、事務無法協調、軍隊無法配合，戰爭也就無法進行，遑論取得勝利。由此可見，“雅言”的雛形在原始社會末期、夏王朝早期就已出現。

夏時期全圖（局部）。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商周已降，“雅言”作為貴族語言逐步被推廣。特別是周王朝建立後，為了維護統治，在語言上不遺餘力推進融合。比如，當時設立了撣人和掌交等官員，巡行天下各諸侯國，以王畿地區的語言講述國家大事，負責與諸侯國之間的聯絡。（《周禮·撣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周禮·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又比如，通過設立外史等官員，推廣規範文字以推進語言的統一。（《周禮·春官外史》：“外史掌書外令，……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西周“頌”青銅壺。器頸、腹部內壁鑄有銘文，記述了作器者頌受到周王的“冊命”。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除此之外，周王朝還將各地語言通過翻譯的方式納入“雅言”體系。比如設立譯官，將各地方言用雅言予以音譯，翻譯東方各地語言的稱為“寄”，翻譯南方的稱為“象”，翻譯西方的稱為“狄”，翻譯北方的稱為“譯”。（《周禮·大行人》有“象胥”之職，鄭玄注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誦詩書，宣禮儀

多說多用就都明白了

周王室制定了制度、設置了官吏推廣作為共同語的“雅言”。毫無疑問，如果能夠推廣流行，將加強各地之間的聯繫，更能方便人們交流。不過，當時各地畢竟都有方言，作為外來語的“雅言”怎麼走進人們的日常呢？

“幼學如漆”，對於語言學習，最好的啟蒙時段幼年，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這點。當時，詩歌樂曲的學習是貴族早期教育的重要內容，而雅言的學習，則作為啟蒙學習的重要內容被涵蓋其中。《禮記·內則》記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意思是，在少年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音樂、誦讀詩書。在樂官的口語教習之下，各國的貴族少年用雅言誦讀詩書、演唱歌曲。

除了教學，貴族讀書、作詩以及交遊也會使用“雅言”作為通用語，而書籍的編訂更將“雅言”用文字固定下來。比如《詩經》中的305篇詩歌雖然收集的是各地民間詩歌，在傳唱之初使用的是各地方言，但經過周朝樂官用“雅言”進行的編訂整理，在各地推行這些書籍時，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使用“雅言”誦讀，這樣就將雅言推廣了。今天我們研究《詩經》時不難發現，其中的詩歌韻部系統仍然一致。而作為重要典籍的《書》《易》更是使用“雅言”撰寫，所以才有孔子說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說的是孔子在誦讀《詩》《書》以及行使禮節的時候，使用的是雅言。

孔子像圖頁。作者/（宋）馬遠，來源/故宮博物院

當然，誦讀詩書並非一定要用“雅言”。這在今天也十分常見，有的人在讀書時仍然使用方言，甚至有的方言歌曲還非常流行。但正如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所說：“讀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以作為通用語或標準語的“雅言”誦讀，典籍會顯得典雅、莊重，並且也容易傳播。而在強調莊重嚴肅的朝、聘、令、盟等官方場合，“雅言”更是作為必須必備的語言在使用。

當然，各地方言也不可能就此消失。同一地區的人們在日常交流時，仍然使用方言。只是在誦讀典籍、重大場合時，才使用雅言。而在使用者的身份上，對於一般平民而言，或許聽不懂也不會說“雅言”，但對於貴族，則是必然懂得“雅言”的。對此，章太炎有一段論斷：“雅言者，正言也。謂造次談論，或用方言，至於諷誦《詩》《書》，臚傳典禮，則其言必一出於雅正……田夫野老，或用方言，而士大夫則無有不知雅言者。”說的就是在誦讀典籍、外交等重大場合使用的情況下，“雅言”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也由此進入各地。

問九鼎、唱楚辭

方言崛起又融合

周王朝全盛時期，“雅言”憑藉政治權力而佔據強勢地位，但隨著歷史的車輪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演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乃至之後的“陪臣執國命”，以周王室所在地王畿為基礎形成的“雅言”的地位也受到挑戰。正如《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所言：“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脫離周王室的同時，在文化上也逐漸趨於分化。他們開始拋棄雅言，逐漸以本國國都的方言作為區域內的標準音。這樣做使得本就存在的方言差異愈演愈烈，也使雅言的標準地位遭到巨大挑戰。面對這種現象，孔子曾大聲疾呼：“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這裏所謂的“正名”，並非僅僅指書面文字，還包括與政治相關的名分、名稱，當然也包括語言在其中。在各地“言語異聲”的背景下，孔子認為要以雅言為標準。但由於諸侯紛爭，天子衰微，孔子的呐喊並沒有引起諸侯的關注。

然而，在各地語言分化的過程中，還是在局部形成了基於方言的較為統一的通用語。比如，在當時的南方地區，因楚國的強勢崛起，就形成了與“雅言”（又稱“北音”）相對的“楚音”，即“南音”。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長期拓展後，到戰國後期，楚國在長江流域有了很大發展，其國土東到大海，北至黃河，西據巴蜀，南有黔巫，幾乎佔據當時大半個中國。楚國人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從中原積極汲取文化營養，另一方面則從征服和接觸的南蠻與百越等民族中吸收悠揚的巫歌和想像力奇偉瑰麗的神話傳說，創造了迥異於中原文化的楚文化。就語言而言，楚語或者說楚音的地位在得以發展和鞏固後，與“雅言”共同構成了南北兩大語音系統。

西元前350年楚國形勢。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當然，語言不僅是分化，還有融合。在由以“爭霸”為主的春秋時代進入以“兼併”為主旋律的戰國時代後，語言的融合大大加強，特別是強大的諸侯國征服、兼併了其他小國後，必然會將自己的通用語強加到這些被征服者身上，這就是局部融合。楚國在統一南方後，又企圖問鼎中原。此時的南北兩大語音系統，又開始出現融合。比如《詩經》中曾經提到“以雅以南”，說的就是當時的部分詩歌也可以用“南音”誦讀，也不失韻味，說明作為南方語音的“楚音”與作為北方語音的“雅言”已經出現了某種意義上的融合。

總之，語言的發展自有其內在規律。通用語的出現、發展有著深厚的政治、經濟因素驅動。“書同文、車同軌”的秦始皇儘管沒有統一語言，但“大一統”歷史的發展，推動著人們推進語言的統一。在“雅言”之後，相繼出現了“漢言”“洛陽正音”“官話”“國語”等對標準通用語的稱呼，這種通用語或共同語的演變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普通話，不僅加強了各地的聯繫、增進了人們的交流，更從文化上夯實了統一的基石，成為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來源：中國《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