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綜合陳墨報導

1955年，金庸開始連載他的第一部武俠長篇《書劍恩仇錄》，從此開啟了新派武俠時代。“學者線上”特轉載著名金學研究專家陳墨宏論金庸武俠魅力之文章，以饗讀者。

  新派武俠是一套文藝的武功

1955年2月8日，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至今已屆60年，值得紀念。《書劍恩仇錄》與梁羽生此前發表的《龍虎鬥京華》（1954年1月20日至8月1日在《新晚報》連載）及《草莽龍蛇傳》共同標誌著香港武俠小說新時代的開始，梁、金小說被稱為“新派武俠”。

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社會和文化變遷中。其原因，一是隨著香港本土新生世代的成長，其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二是從抗日戰爭開始至新中國建立之初，因避戰亂，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改變了香港的人口結構；三是隨著兩岸隔絕，香港成了兩岸政權都十分重視的橋頭堡及競爭地。大量財富湧入香港，也在逐漸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進而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

在梁羽生和金庸小說發表之前，香港報紙也連載武俠小說，不過影響有限，且漸趨末路。原因包括：舊武俠大多是粵語方言，發表在粵語報紙上；它們的寫作主題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如黃飛鴻——那時候黃飛鴻遠沒有後來那麼出名–等，也多是廣東好漢；舊小說的寫作方法也相對老套，缺少變化，與新世代的審美娛樂需求逐漸脫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胡鵬導演、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系列粵語電影不斷推出，吸引了大量武俠愛好者。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俠一出現就大受歡迎，進而引領新潮數十年，是因其新思想、新語言、新技法和新趣味，迎合了香港社會的審美娛樂需求。新思想，是指梁羽生和金庸小說都持明確的人民史觀，向人民、反官府，高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視野更為開闊，題旨更為深廣。新語言，一是指用國語普通話寫作，讓粵語和非粵語讀者都能接受，讀者面更廣；一是指新派武俠小說都自覺吸收了漢語現代文學的辭彙和語法，讓人耳目一新。新技法，是指新派武俠小說吸收了中西文學的藝術經驗和敘事技巧，如心理描寫、審美抒情等等。新趣味，是指新派武俠繼承了古典章回小說形式，間有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加上大量典章文物、歷史名人和大陸風光，能慰藉香港新老居民北望神州的文化鄉愁。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在金庸小說中算不上是最好的，也非金庸迷普遍喜歡的，但它有金庸的創新印記，例如：“百花錯拳”。

“百花錯拳”出現在《書劍恩仇錄》的第3回，小說的主人公、新任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與鐵膽莊莊主周仲英因為誤會，打了起來。開始時，陳家洛使用的是常規武術套路，例如少林拳、八卦遊身掌、太極拳、武當長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手、分筋錯骨手、岳家散手等等，陳家洛使用這些功夫都無法戰勝功力深厚的武林前輩周仲英，不得不施展獨門絕技——百花錯拳。書中寫道：

……只見陳家洛擒拿手中夾著鷹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綿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時已是太極拳，諸家雜陳，亂七八糟，旁觀者人人眼花繚亂。這時他拳勢手法已全然難以看清，至於是何門何派招數，更是分辨不出了。

……這拳法不但無所不包，其妙處尤在於一個“錯”字，每一招均和各派祖傳正宗手法相似而實非，一出手對方以為定是某招，舉手迎敵之際，才知打來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於“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

陳家洛使用“百花錯拳”，終於勝了周仲英一招。這套拳法，是第一次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先生所獨創——他把這套拳法的著作權授予了陳家洛的師父“天池怪俠”袁士霄，袁士霄又教授給陳家洛——其妙處，絕不僅僅是新穎別致，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文化創造的原理：其一，根據小說的敘述，這套武功是袁士霄遍訪武術名家之後，融通百家，別走蹊徑的創造性成果，這符合中國古人所說的“法乎上者，僅得其中；法乎中者，僅得其下；法乎眾者，得乎其上”的寶貴經驗。用現在的話說，袁士霄是學習了多種傳統學科，創造出了自己的邊緣新學科，拓展了武學和武術的邊界。其二，“百花錯拳”的技術操作性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好在它只是訴諸讀者的想像；可以肯定的是，這套拳法的精髓，即似是而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肯定符合武打原理，它也是古今戰爭之學的重要原則。“百花錯拳”是一種“理論模型”，是“原理性知識”，而非“操作性知識”。

古人常說文如其人，金庸小說中的武功也如其人：長期浸淫於某種打鬥模式，往往也會影響到創造者或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乃至認知模式。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認知模式、行為模式影響到打鬥模式的創造和使用。“百花錯拳”的創造者袁士霄、繼承者陳家洛的人生為此提供了例證：袁士霄與師妹關明梅的相戀，但因袁士霄性格和心理古怪，一錯再錯，如百花錯拳一般，傷害了深愛的對象、對象的丈夫陳正德，以及袁士霄本人。

陳家洛的人生，似也被“百花錯拳”所控制。與霍青桐、喀絲麗姐妹的相遇和相愛，也是一再出錯，先是讓霍青桐傷心欲絕，更不可原諒的錯誤是，他竟然答應去勸說香香公主獻身於乾隆，終於讓香香公主不得不自殺身亡！在政治路線和政治謀略上，陳家洛實際上也犯下了一系列的錯。

這套武功，堪稱“文化的武功”或“藝術的武功”，是金庸小說武功設計的典範模式。金庸小說中有很多類似案例。如《書劍恩仇錄》的最後，出現了取自《莊子》寓言故事的“庖丁解牛掌”；《神雕俠侶》中楊過自創，取自文人江淹《別賦》的武功“黯然銷魂掌”，都可以進行具體的學理分析。

關於“百花錯拳”，小說中還有一段關鍵性的介紹：

……須知既是武學高手，見聞必博，所學必精，於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見，不免“百花”易敵，“錯”字難當……

這一段話不難理解，大凡學武的人，總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學習和理解的，也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對付敵方；若是遇到不按既有的套路出手的人，不免就會出現“錯”字難當的局面。武學高手如此，文學高手也這樣，低手就更難免如此。

 改造通俗文學的全能冠軍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中，武俠小說沒有地位，民國武俠小說名家如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宮白羽、王度廬等，向來無人提及。金庸小說是武俠小說，但又確實與眾不同，可謂獨一無二。金庸小說為何有此驚人的魔力？以“百花錯拳”為索引，或可用下麵這些片語來概括：

成人的童話，革新的類型，變化的模式，文藝的武功，個性的俠義，迷離的情感，寓言的傳奇，仿真的虛構，風雅的通俗，反省的鄉愁，現代的傳統。

成人的童話，是數學大師華羅庚先生總結的，我以為，這句話是武俠小說，尤其是對金庸小說魔力的最好的概括。“成人的童話”這個概念，最先是魯迅先生在童話《小約翰》譯本引言中提出的，根據魯迅先生的意思，是指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者的讀物。成人的童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中國文化而言尤其如此。我們的文化傳統，向來羡慕兒童的“少年老成”，其結果，則往往製造許多“成年的兒童”即心智不成熟的大人。成人的童話，有助於人格心靈的健康成長。

很多人不喜歡武俠小說，這很正常。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讀過武俠小說，尤其沒有讀過金庸，只根據自己對武俠小說的一般印象或想當然來批評，這就不大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了。北大嚴家炎教授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中說，金庸小說“是精英文學對通俗文學改造的全能冠軍”，這是對金庸小說的“革新的類型”的最重要的概說。

金庸小說不僅有革新的類型，更有變化的模式。也就是說，金庸小說不僅與傳統的武俠小說不一樣，他本人的小說也在追求變化，每一部作品都與前一部不一樣。《書劍恩仇錄》是一種敘述模式，《碧血劍》就創新了：這部作品的主人公竟然是沒有出場的兩個人物：袁承志的父親袁崇煥和夏青青的父親金蛇郎君。緊接著的《雪山飛狐》有更大的變化，它用羅生門式的講故事的方式，在一日的講述之中呈現百年的歷史，最後，胡斐對苗人鳳的那一刀還不知是否砍下。

金庸小說的革新的類型和變化的模式，是全面的。如果說，武俠小說是由武功、俠義、情感和傳奇幾種重要的因素組合而成，金庸小說對這幾個因素都有重大革新。前面已經說了，金庸小說的武功是“文化的武功”，不必再說。俠義方面，金庸小說是“個性的俠義”，這話有兩重含義，一是金庸小說注重人物的個性刻畫，這是一目了然的：陳家洛是一種性格，袁承志是另一種，胡斐又是一種；“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郭靖、楊過、張無忌的個性完全不同。其二，金庸小說的價值觀，也是在不斷向現代化方向拓展和深化的。

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的基礎，與其他武俠小說並沒有什麼不同，即行俠仗義、鋤強扶弱、除暴安良；金庸小說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俠義精神在不斷變化拓展，既有基於集體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俠義，也有個人主義、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的俠義。說“國際主義”總有人覺得驚奇，有實事為證：《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段譽、虛竹這三個主人公，都不是尋常的民族主義者，也不能用愛國主義概念來解釋他們的行為和心理，這三個人都是人道主義者，在當時，他們的行為具有寶貴的“國際主義”精神，蕭峰之死，既不是為了宋國、也不是為了遼國，而是為了民族的和平。金庸小說的俠義，並不都是基於集體主義的。從郭靖的“為國為民、犧牲自我”到楊過的“至情至性，實現自我”，就是基於集體主義的俠義與基於個人主義的俠義的鮮明對照，《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顯然也是楊過這一類的，只是個性有所不同。

再說“迷離的情感”。金庸小說的情愛描寫，得到了言情作家三毛的稱讚，這可不是偶然的。金庸小說的情愛描寫，不僅豐富多變，而且充滿了變數，甚至充滿了對人類情感的未知領域的探索：《飛狐外傳》中馬春花一生癡愛的不是丈夫徐錚，也不是商寶震，而是福康安；《天龍八部》中的虛竹和銀川公主相愛，竟然不知道對方的模樣；誰能說得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對嶽靈珊和任盈盈這兩個姑娘的愛，究竟哪個更深；我們也不能判斷；楊過對小龍女的追求，是否能完全抹殺他對郭芙的情不自禁。男歡女愛，既包含身體的欲望，也包含社會的風尚，更包含精神的戀情，其中的每一個維度，都充滿了變數，從而有太多的未知。金庸小說的“迷離的情感”，寫出了人性和人生的複雜度。

“仿真的虛構”包含對歷史的仿真，典型做法是將江湖傳奇和江山歷史融為一體，將虛構的傳奇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集聚一堂。梁羽生先生的小說也是如此，但金庸小說的仿真，不僅包含對歷史的仿真，還包含對社會的仿真和對人性的仿真，進而他還將歷史、社會和人性的仿真，創造成“寓言的傳奇”，這是其他武俠小說所未有的。典型的例證，是《笑傲江湖》，這部小說沒有具體的歷史背景，但我們從中可以讀出三千年中國歷史的寓言真相，政治權力的爭鬥，基於人性，又改變甚至扭曲人性。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夠被全球華人所喜愛，最大原因是華人讀者能夠在金庸小說中獲得鄉愁的慰藉。可以說，金庸小說是寄託文化鄉愁的重要載體或媒介。但金庸小說中的歷史、文化傳統，是經過他批判性思維的產物，自始至終貫穿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到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文化歷史批判精神達到巔峰，對武俠傳統也進行了深刻反思和犀利批判。主人公韋小寶，可與魯迅筆下的阿Q相提並論，可謂歷史文化批判之旅的最佳導遊。所以，金庸小說中的鄉愁是反省的鄉愁，金庸小說構建的歷史文化傳統是經過反思和批判的現代的傳統。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