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綜合劉勇、程美東、黃德寬報導

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創辦揭開了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的帷幕。新文化運動被形象地比喻為思想解放的春雷和戰鼓，被稱作“一場有中國特色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特別是隨著運動的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傳播並展現出強大生命力，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其指引下，尋得了擺脫貧窮落後而走向獨立富強的根本出路;在文化領域，此前“中西之爭”的文化格局被突破，“中西馬”三足鼎立的格局得以確立並延續至今。新文化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給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歷史遺產和無盡的學術話題。2015年，“新文化運動”再度成為熱詞，學界通過多種形式，重溫並探討這場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巨大影響的運動。

《新青年》旨在實現“文化的聯結”

劉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新青年》雜誌

從1915年至今，《新青年》的創辦已有百年。經過百年的沉澱，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看到《新青年》擁有自己的文化本質，即一種跨文化的視野。

橫跨傳統與現代

《新青年》的“新”並不是“否定一切”的激進，而是一種嚴謹、科學的評判態度，一種重新“估定”一切的文化態度。“估定”並不意味著“否定”，而是指向思考、懷疑與審視。《新青年》正是用這種審視評判的眼光看待傳統文化及本土文化的優劣，繼而將現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納入進來，最終實現“文化的聯結”。可以說，“估定”的態度是《新青年》能夠擁有跨文化視野的內在動因。

1916年2月《新青年》上發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議》(上)，該文對孔子的態度有貶有褒，開“批孔”的先例。由於提倡“尊孔”者大都與北洋政權相互倚重，更何況袁世凱為復辟帝制頒佈了一系列尊崇倫常、尊崇孔聖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仁並不滿足於“中庸”的批判方式，於是迅速將“平議”轉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態度是堅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吳虞等人都沒有提出過“打倒孔家店”的說法。被認為是“打孔家店”“老英雄”的吳虞，作為《新青年》的主將，寫有《吃人的禮教》、《非孝》、《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一系列文章，的確對舊禮教和儒家學說構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從未有過“打倒孔家店”的說法。比如吳虞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認為“儒家之主張”造成了宗法社會，“其流毒誠不減於洪水猛獸矣”。因此，他呼籲：“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籲!”這其中“革新”的意味遠比“除舊”要更加濃厚。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卻有本質的差別。“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評傳統，而“打倒孔家店”則是全盤否定傳統。此時的《新青年》同仁正在努力為中國社會的改造尋找一種價值範式。在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社會怎樣發展、國家如何久立、個人如何自處都是所面臨的問題。因此，與其說《新青年》是反傳統的，不如說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

可以說，《新青年》是橫跨傳統與現代的。這其中，《新青年》同仁所展現出的“憂患意識”是最好的證明。從周朝的“憂君”到孔孟的“憂道”、“憂天下”，從屈原到杜甫，從範仲淹到顧炎武，歷代仁人志士所懷有的殷憂報國的理想、愛國主義的情懷，實際上都是將自身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無論是《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坦言“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還是《新青年》的旗手魯迅所言：“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或是《新青年》的撰稿者李大釗所感歎的“異族之覘吾國者，輒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瀕滅之民族也。支那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都可見深切的憂慮之中不乏憤慨與堅定，這些均是憂患意識的體現。正是因為憂患意識的不斷激發，使得《新青年》擁有了不斷“立新”的內在驅動力。

相容本土 走進世界

《新青年》同仁對本土文化及外來文化也秉持相同的評判態度，既不全面否定也非全面吸收。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確指出《新青年》的研究方向：“《新青年》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研究社會科學，本是為解釋現實的社會現狀，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分析現實的社會運動。”李大釗也曾表示：“然而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歸根結底，《新青年》是立足於中國本土的，是為中國社會謀求發展的;而從“放眼以觀世界”的角度來看，《新青年》雖然立足於本土文化，但絕無局限於本土文化的意味。

如果從立足本土文化的角度來看，《新青年》所處的五四時期是受到新思潮衝擊最為猛烈的一個時期，但這個時期對於個性解放、思想革命、社會批判、女性自由等各方面的渴求，不僅立足於本土需求，更轉而擁有一種“本土化”內涵。

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需要引進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來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新青年》雜誌作為宣傳新思想的重要陣地，在吸收外來文化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嘗試，無論是優秀的文學成果、先進的科學理念，還是社會制度的介紹，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尋找變革中國的方式方法。正如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的“社告”中所言：“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新青年》是多元的組合體，因為它包含了傳統、現代、本土、世界四維的文化內涵。《新青年》是動態的存在體，因為它跨越了傳統，走向了現代，超越了本土，走進了世界。《新青年》更是一個完整的集合體，因為它實現了現代與傳統的相互滲透，本土與世界的積極互動。這是《新青年》一百年來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產，而且這筆財產將會繼續傳承下去。

為尋路而進行的文化批判

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從左至右）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這場浸透著當時先進知識份子心血的社會運動，有著特殊的時代與社會背景，其宣導者們的文化思想更多表現為一種為中國尋找根本出路的殷切政治情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成為顯學，可謂有其歷史必然性。

以文化激情的方式驅趕政治悲情

辛亥革命後的亂象，使寄希望於制度變革以實現現代化的知識精英們感到沮喪。那種以為清朝垮臺、民國建立可使中國面貌煥然一新的願望，被北洋軍閥統治的殘酷現實擊毀了，極度的希望轉而化為極度的悲情。當時站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先賢們，嘗試過諸多努力，付出了巨大犧牲。然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國家卻陷入更大的混亂，這些曾經激情滿懷的知識份子失落、無奈、悲憤，為國人的智識不夠、眼界不足、私欲膨脹而發出聲聲慨歎。

不過，執著的信仰使中國知識份子本能地走出悲情，急迫地尋找他途、另闢蹊徑。在一個現代意識普遍未開的社會，如何實現上下一致專事於現代化事業?帶著這樣的思考，他們轉而從文化角度探索實現現代化的方法與途徑。他們把建構現代西方社會的實踐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激烈的文化政治批判。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這篇文章反映了這種心態：“蓋吾人自有史以訖一九一五年，於政治，於社會，於道德，於學術，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雖傾江、漢不可浣也。當此除舊佈新之際，理應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他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寫道：“人類進化恒有軌轍可尋，故予於今茲之戰役，固不容懷悲觀而取卑劣之消極態度，複不敢懷樂觀而謂可躊躇滿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不得不待諸第七期吾人最後之覺悟。此覺悟維何?請為我青年國民珍重陳之。”

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陳獨秀豪放執著的性格，以及對殘酷現實的不滿，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培養青年一代的文化價值觀上。這種思想軌跡為當時的進步知識份子共有，只不過具體的實踐有所差異。

從器物到制度，近代中國都盡力學習西方，卻落得北洋軍閥統治的後果。這讓仁人志士心有不甘。為了尋找答案，他們將目光投向傳統文化，試圖從中解剖中國現代化蹣跚而行的根源。可以說，新文化運動發出的激烈的反傳統聲音，是近代中國追趕西方的政治抱負在屢敗屢戰之後的激烈反彈。

愛國者們把民族的生存、延續、強大作為最高追求;至於漢字、孔教、習俗等，在他們看來都是過去時代中國人生命的一個載體而已，本來就不具有永恆的意義。因此，他們在這場新文化運動中表現激烈，不尚“中庸之道”，他們有意以文化激情的方式宣洩、驅趕政治悲情，以此凝聚年輕人並自勵和鼓舞全國的有識之士。

家國情懷與世界現代開放意識絞結

總體而言，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的承認、學習、推崇，是在維護國家獨立、延續民族血脈、實現自力更生的家國情懷的牽引下形成的。從扶清、保皇到保國、保種，再到民主共和，其內在動力都是傳統的家國情懷。但是，隨著現代化浪潮的興起，他們逐漸擁有了世界現代開放意識。於是，他們初始所接受的家國情懷，在更宏大的視野下必將有所調整，難再保持原有的具體實踐指向。原來的家國情懷更多關注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形式，而經過世界現代開放意識的洗禮，他們對家國的概念和內容增添了現代化的期許，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斷地與時偕行，家逐漸有了平等自由之風，國慢慢演變為現代民族之國。可以說，世界現代開放意識使家國文化情懷有所昇華，表現出中國現代化的主動性與進步性。

另外，在某種程度上，知識份子並不情願所秉持的家國情懷被開放的世界現代意識所同化，而是希望找到兩者的結合點。因此，“中體西用”思想在晚清曾一度盛行，因為它最能將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世界現代開放意識密切結合起來，在保持國人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穩步推進現代化。正是在這種內在的文化心理影響下，使得一些有所異議者不敢貿然挑戰。

面對辛亥革命後的亂局，一些先進知識份子對之前將家國情懷與世界現代開放意識進行簡單中和的做法進行了反思，並試圖找出新的方法和途徑。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對以“國情論”為依據調和家國情懷與世界現代開放意識，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依據錢玄同的說法，“中國文字……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將家國情懷(欲使中國不亡)和世界現代開放意識(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均納入考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化運動言論激烈者的心態。他們激烈反對傳統中某些元素的延續，正是傳統家國情懷與世界現代開放意識在嚴酷現實挑戰面前所做出的雙重反應。

新文化運動催生語文現代化

黃德寬(中國文字學會會長、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教授)

1920年3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從左至右)的合影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思想啟蒙和價值重構的一次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百年後的今天，重讀那些迴腸盪氣，充滿理想、責任和危機感的文章，緬懷那些在國家民族危亡、文化沉淪之際，勇於擔當和犧牲的仁人志士，我們的心靈不能不為之震撼。我們不能不反思，我們對他們當時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和敬仰?我們享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是否還銘記著它的偉大精神?那些先賢們尚未完成的使命是否還能激勵我們奮起擔當?

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已跨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此時，從整個中國現代化歷程來重新評價新文化運動的深遠意義十分必要。新文化運動在20世紀的中國發生，雖有其“偶然性”，但更有其歷史必然性。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所經歷的最為深刻而顯著的社會和文化變遷。晚清以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之下，為了救亡圖存，艱難地開啟了現代化的歷程。新文化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邁出的極其重要的一步，在中國現代化進程最為關鍵的時刻，正是這次運動奠定了其思想文化基礎。

從中國語文現代化的視角觀察，就足以顯示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意義是何其巨大和深遠。語文的現代化是指一個國家為適應現代化的要求而進行的語言文字規範化的過程，通過制定國家統一的語言文字標準和規範，以便語言文字能夠更便捷地傳遞資訊，更好地服務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發展進步等。

“五四”之後，各種白話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30年的黃金時代。大批優秀白話寫作的“活文學”的出現，加快了“文學的國語”的確立，進而形成了我國真正的“國語標準”，促進了現代民族共同語的形成。由“文學工具革命”催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漢民族共同語，結束了兩千年來我國文言分離的歷史，確立了白話文學的正宗地位，白話最終成為漢民族文學和教育的工具。新文化運動所發起的文學革命，不僅為國家現代化在思想上發揮了開啟民智、滌蕩腐朽、播撒火種的作用，也為中國語文現代化開闢了正確道路。僅就這一點而言，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將永載史冊。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